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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新闻】种粮大户给农民发140万年终奖背后巨头规模试验尖裂叶蒿

发布时间:2020-10-19 06:02:54 阅读: 来源:热收缩套厂家

种粮大户给农民发140万年终奖背后:巨头规模试验

下地求田的老板

对于江西安义县鼎湖镇农民老板凌继河来说,这两个星期如做梦般,他没有想到,因为发140万年终奖,都会成为媒体追逐的焦点。这些天,他的公司迎来又送走了一拨又一拨的媒体,他坦言,有些招架不住了。

两周前,一则种粮大户给农民发140万大红包的消息被媒体疯狂转载,配图中,一群堆满笑容的农民围在一摞摞崭新的钞票前,江西绿能农业发展有限公司(下称“江西绿能”)老板凌继河站在中间,分发他们各自应得的份数。

事后,凌继河说,这些钱是一早从银行取出的,同样的事已经做了几年,而今年被媒体拍到了,无意间成了大新闻。

江西绿能是一家从事农业种植开发、土地流转和农业技术研究为一体的产业化农业公司,这样的企业在安义并不少见,而凌继河的不同在于,他的公司经营着高达1.5万亩流转而来的农田,这在经济并不发达的鼎湖镇乃至整个安义县都前无古人,后无来者。

2008年,46岁的凌继河和家人还在全国各地做着建材、手机通讯和酒店经营的生意,生意网最南铺至昆明,最北远达西安。但离家30年,他突然想回去种地,这个念头让他只身回到少小离开的鼎湖镇,在已经变得陌生的家乡开始一段新的事业。

他的用意并不在于满足种田的兴趣,而是在农业机械化大趋势下形成自己的品牌。2009年一开春,凌继河的第一件事是走亲串户,一家一家地去“要地”。

“所以是开着奔驰下田。”凌继河说。鼎湖镇下辖14个村,凌继河通过人脉,一个都不放过。

劳动力外流、农村空心化同样在鼎湖镇持续了十几年,这里的村庄是外地种粮户的天下,在留守老人已无力种田的契机下,他们像新兴的产业大军进驻鼎湖镇,与农户间私下约定耕地流转。于是凌继河要地的过程就漫长而艰辛,那年大年初二,他请鼎湖镇西路村26位村组长吃了顿饭。

当时外地种粮大户最高田租每亩170元,田地零散不方,凌继河一刀切报价200元。在同样希冀着土地有序流转、农业规模化经营的鼎湖镇,这个想法最初得到各村小组和村委的呼应,可第二天有人就变卦了。

“他们说,他那么有钱,种田是不现实的。”凌继河说,当时自己的前卫想法甚至被怀疑成向当地政府骗钱。

安义县农业局副局长张小牛是最初支持凌继河的一位领导,他告诉《第一财经日报》记者,安义县之前的土地流转以农户对农户为主,对企业和合作社为辅。游击队般的种粮散户遍布,造成的问题是信息覆盖面差,无法将定期的病虫情报和植保提示有效落实到点。

张小牛告诉凌继河,他的模式可以尝试,是未来国家农业发展的方向。

2009年,凌继河“屯田”近5000亩,并在镇上租下两栋别墅,成立江西绿能,雇足员工,第二年伊始,再大兴水利和机械,在各种“生产要素”备齐后,他用一个生意人的头脑,在这几年勾画出一套独一无二的“新型佃农制”。

他笑称自己不是地主,因为为很多人提供了就业机会。从一开始二十几人到了今年的一百多号人,这位“种粮大大户”老板的声名远播至外县,“每天都有人上门求职。”

新型“佃农制”

目前,江西绿能流入的水田面积已达1.5万亩,下地农工有一百多人,他们被分成15队,有各自的1000亩辖区。凌继河用不同的用人模式在15个队里试验效率,比如,有的队安放四对夫妻,有的队只用一人,也有的队因为耕地分散,再划块由队员专管专负责。

在农村,一个人或一个企业带动整个村经济效益的现象并不鲜见,这被称作“能人效应”,凌继河只用了三年就做到了。但由于农业是弱质产业,露天作业、风险性大,这让凌继河的大户之路并不好走。

据当地媒体报道,目前江西绿能的基地辐射江西安义、奉新、靖安等区域,带动农户6700余户,给区域农民人均增收2000元左右,企业实现年产值达7800余万元。

然而,凌继河否定了这组数据,按照他的说法,公司目前前后投入4000多万资金,“一分都没有收回”。

照凌继河看来,为他干活的员工“只要带着一双手来”,每月又拿固定工资,年终还有分红。而所有的本金投入都由江西绿能负担,第一年由于经验不足产量少,刨去田租、工资和技术机械成本等,他亏了60万元,而为了兑现年初的承诺,他再自掏腰包分发年终奖。

那时的年终奖还是平均主义,而现在则不然。一队队长刘高美手提16.3万元,这是他2012年的年终分红,一举夺魁最高奖。现在,公司以1500斤亩产为线,超产100斤以上的,奖励1.5元/亩。

2011年,四处在外搞运输的西路村人刘高美回到鼎湖镇,当时自家的田已转让给江西绿能,没活干的刘高美来到江西绿能。他当时只是冲着凌继河开出的6万元年薪而去,这是他在外打工所赚的数倍,却没想到自己年年超产,于是年终奖也水涨船高。

按照江西绿能与农工间签订的劳动合同,每组可以得到统一的2万元月薪,由组员均分。但是一队较为特殊,队长刘高美是一队唯一的组员,自诩很懂种地的他认为如果合伙制,听谁的就不好说。

“可是一个人怎么能种1000亩?”为了寻找一种制衡,凌继河要求他再雇五到六人,于是,刘高美又成了工头,但他必须和受雇者分享这2万元月薪,在凌继河的调配下,他拿4500元,底下的工人每人发3500元。“这样的话那四对夫妻一队的就是各2500块,而我一人就4500块。”刘高美这样解释。

当时,他做好“哪怕不赚钱也是一个人”的心理准备,他说,之所以自己年超产最高,奖金最多,也是因为可以不受合伙人干扰,放水撒种都自己来。但是,单干也为他带来现实的麻烦,白天,他必须监工,防止受雇工人偷工减料;晚上,独自再去干放水等轻便活。

“反正拿我的钱,不听话就滚蛋。”刘高美对工人还有考核权,不满意的来年就不用。而凌继河坦言自己不会完全放弃对工人的监管权,毕竟薪级工资制是出自他的设计,他要求和刘高美底下的工人也签订劳动合同,将3500元的月薪定死。

51岁的凌继河在四年间迅速鬓发斑白,任何工人的不得力都不会逃过他的眼睛。在农忙时,他开着车在遍布14个村庄的1.5万亩自家的田上摸查,“3天就能都跑下来。”公司对农田实行间接管理,在播种到收割一系列环节上统一施令,再由每队队长传达至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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